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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立身处世观,为母亲写下一生中最长的诗作

时间:2021-04-05 20:17 |编辑:三农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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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贤之

   毛泽东7岁拜孔夫子上了私塾,饱读“五经”“四书”,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中华传统文化自是谙熟贯通。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中华传统。在其一生,以中华传统文化立身处世,忧国报国,待亲待师,兄弟相处,亲戚往来,交友待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对国家:忠诚

  “忧国忧民,心怀天下”,自古以来就是儒家提倡的做人的头条准则,也是我国历代士大夫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和民族担当。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为此而奋斗毕生,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毛泽东在少年时期就具有济世安民的强烈愿望。特别是他在读了瓜分中国的一本小册子上看到日本侵略朝鲜、台湾的经过,读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便深刻感受到国之危难。小册子作者在开头一句便是痛心疾首地呼喊:“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国之衰弱,肝肠之痛如闪电般击中在韶山冲里这个少年的脊梁,激发他懵懵懂懂的救国理想,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毛泽东读了6年的私塾后,他不愿意走一条父亲给他安排好的成家立业之路,他志向高远,心怀天下,来到中西合璧的湘乡县高等小学堂读书。在学校里,他积极上进,除了埋头学习学校规定的功课外,设法寻找许多进步有益的书报阅读,如《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 。特别是梁启超笔端凝结的一腔救国热情,令毛泽东耳目一新,少年时的忧民忧国意识很快上升到救国情怀。他觉得旧中国是满目疮痍,前景十分堪忧,非改造它不可了。为此,他给自己取名“子任”,决意“以天下为己任”。

   1914年春天,毛泽东肩挑一担行李,来到省城长沙。一个全新的世界向他呼啸而来。在这里,他对中国近百年的耻辱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对苦难沉重的中华民族有了深刻的认识,从此救国救世理想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在湖南一师求学4年间,由于恩师杨昌济的启迪,毛泽东由独坐自修室开始认识到群体的力量,原本懵懵懂懂的救国理想,开始有了分明的脉络。他化名“二十八画生”,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交什么样的朋友?当然是忠于国家、拯救国家的朋友。于是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一批志同道合者,如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罗学瓒、向警予等。后来毛泽东与同仁创办的《湘江评论》发刊词中,毛泽东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尽显一群湖南青年学子忠于国家的担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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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江评论》创刊号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甲午海战惨败的沉痛教训使青年毛泽东记忆犹新,痛定思痛。而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野心已昭然若揭。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长沙学生编印了《明耻篇》一书,进行反日反袁宣传。这天,毛泽东在自修室里把带来的《明耻篇》摊开,埋头读着,心情不由十分激愤,怒道:“卖国的二十一条,可耻!可耻!”说罢抓起毛笔,在书的封面上疾书16个字:“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毛泽东致信好友萧子升,更是沉痛预言:“二十年内,非一战不以图存……”

   正是基于对日本侵略者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忠于国家的民族大义,毛泽东始终以“磨砺以待日本”的坚强信念,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具有殉道救国和救亡图存的抗日力量,在全民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1938年,抗日战争处于困难时期,全国军民抗战情绪迷茫,“速胜论”和“亡国论”扰乱军心民心,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日以继夜,以他独特的视野,挥笔写就《论持久战》,堪称划时代感人至深的精忠报国《出师表》,它的“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的精辟论断,作为战略指导,成为抗日战争中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

   对父母:孝顺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一位严厉的人。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

  毛泽东学会了记账和双手打算盘后,1910年秋天,毛顺生让他到湘潭一家米店去学徒。然而,毛泽东的志趣不在经商,他渴望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学堂去读书。毛泽东深知父亲的倔强脾气,光靠自己的力量是难以说服的,又不能犯上忤逆去斗嘴,于是联系塾师兼族兄的毛宇居以及外婆家的人一道力劝毛顺生送子去读书,别耽误了毛泽东的前程,毛顺生终于同意了。这天早晨,毛泽东即将告别父母到东山学堂去求学。送行的除父母外,还有弟弟毛泽民、毛泽覃、老师毛宇居等人。一向严苛的父亲也流下了热泪。后来毛泽东还是承认,“老头儿是个克勤克俭的人,他的严厉态度对我也有好处,这就使我干活勤快些……”

  1919年在母亲病逝一个月后,毛泽东把悲伤且操劳过度的父亲接到长沙休养、散心,三兄弟陪同父亲在长沙照相馆合影留念。毛泽东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他的孝心。

  1920年1月23日,毛顺生因患伤寒也离世了,享年50岁。这时毛泽东带领驱张(军阀张敬尧)代表团正在北京请愿,他沉痛地对杨开慧唏嘘道:“我真是个不孝之人,一误再误,不但未能赶上为母亲送葬,而且泽民来信,家父也不幸最近逝世,我却去不了韶山冲……”

  毛泽东离开韶山32年后,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怀着对家乡故土和安息在九泉之下父母的怀念之情,回到了韶山。翌日清晨,在没有行程安排的情况下,毛泽东独自一人快步朝着故居对面的南竹皂走去,等闻讯的人赶来时,他已来到了父母的坟前,用手折下一束松枝放在坟顶上,双手合拢虔诚地三鞠躬,轻轻念道:“父亲,母亲,我看望你俩来了!前人辛苦,后人享福。下次再来看你们!”返回的路上他对陪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讲迷信,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长,不能忘。”这时早已以身许国的领袖,应该是无限怀念父母在家的日子,感念父母的养育和教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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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11月,毛泽东同父亲毛顺生(左二)、堂伯父毛福生(右二)、弟弟毛泽覃在长沙合影。

  与严厉暴躁的父亲不同,毛泽东母亲文七妹则是一个心地善良、性情温和的女人。对周围的人,无论远近亲疏,文七妹都是真诚相待,从不欺心,对穷人乐善好施,以礼相待,对丈夫过分的节俭和严苛以及性情上的暴躁与专制,她大都是选择忍耐。正因为这些美德,毛泽东对母亲格外孝顺和敬爱。他曾玩笑地说,他家分“父党”和“母党”,他是“母党”的人。

  1919年春天,毛泽东经恩师杨昌济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当得知母亲“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到了长沙后,他叫弟弟毛泽民将母亲接出来,送到长沙诊治。那时交通不便,从偏僻的山沟里到省城诊病,那是很不容易的事,足见毛泽东对母亲至孝至极。到了长沙后,毛泽东“亲侍汤药,未尝废离”。期间,兄弟三人拥着从未出过远门的文七妹进了一家照相馆,给母亲留下了一生中唯一与三个儿子的合影。或许,毛泽东预料母亲的病已是回天无力,留下遗容以慰日后思念之苦。

  1919年10月5日,文七妹在上屋场病逝,终年53岁。在外的毛泽东惊闻噩耗立马星夜兼程赶回韶山村,母亲已入土两天了,未能见上最后一面。大弟毛泽民告诉他,母亲临终时还在呼唤他的名字。毛泽东听后,心如刀绞,悲痛欲绝。子欲养而亲不待,中秋月圆人不圆。面对孤灯,毛泽东跪守慈母灵位前,以泪和墨,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长的诗作《祭母文》(97句)。饱含深情地追述了母亲一生的辛劳和美德,至孝至爱之心溢于言表。还作了两副挽联,其一为“疾草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往也,一掬慈容何处寻?”在母亲的影响下,使幼时毛泽东形成的朴素慈悲情怀,升华为对人民的爱,对民族的爱和为穷苦人谋幸福的思想。

  “百善孝为先”,毛泽东真正做到了。

  对兄弟:和睦

  兄恭弟谦,和睦相处,是中华传统美德之一。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一次大弟弟毛泽民冒着严寒来到长沙,送钱给哥哥。此时毛泽东早已身无分文了,他抱怨弟弟没及时送钱来,毛泽民也未作解释。寒假回家,当毛泽东得知是因为地里欠收,稻谷也不好卖,毛泽民一时没有把钱凑齐。他顿时醒悟,自己错怪了弟弟,忙向毛泽民真诚地道歉,毛泽民也很感动,从此兄弟情谊更加深厚。

  1921年春节,毛泽东和毛泽覃回老家过年,正月初八是文七妹的冥诞。这天晚上,毛家三兄弟和妹妹毛泽建、二弟媳王淑兰等围坐在火炉旁,他们谈论着家事,毛家两位老人相继过世后,按照乡俗,家中由长兄主持家政,但毛泽东常年在外,小弟毛泽覃也在长沙求学,老二毛泽民便成了事实上的户主。毛泽民觉得,应该趁这个机会,将家中的收支情况告诉哥哥和弟弟,他搬出账本,将这几年家庭的种种变故以及各项开支,细细讲给大家听。毛泽东立即向他扬扬手,示意他不要再说了,毛泽东是十分信任毛泽民的,没有丝毫的猜疑。他感激这些年全靠毛泽民夫妇在家操劳,尤其是父母病危的日子里,求医问药,汤水茶饭,全靠他们夫妇日夜不闲,尽心侍奉。

  毛泽东以长兄的责任感,认为必须关心两个弟弟的前途,他多么希望毛泽民也像自己一样,来干这个前人所没有干过的伟大事业。于是,他说服毛泽民,跟他到长沙去,再读点书,一边干点活,将来做些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毛泽民因为做父亲的帮手,也要为母亲料理家务,只读了一年的私塾便辍学了,听说去长沙读书,自是高兴。但他担心家里的房子和田地怎么办?毛泽东谈了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痛苦,教育弟弟国难当头,要舍家为国,出去闯世界。房子让给没有房子的人去住,田也让给穷人去种 ,毛家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毛家的钱一笔勾销。

  毛泽民心动了,他相信大哥的话是对的。就这样,24岁的毛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同妻子和妹妹一道到了长沙。毛泽东安排毛泽建进入女子职业学校读书,毛泽民先是被哥哥安排在湖南一师附小当庶务,后到湖南自修大学勤工俭学,1922年他加入了共产党。他的妻子王淑兰也从一个小脚农家妇女,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毛泽民在革命斗争的大熔炉里,不断进步成长。

  毛泽民是中国红色金融奠基人,1943年在新疆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杀害,时年47岁。毛泽东闻此凶讯,十分悲痛。他把对烈士对同胞的情感转移到其亲人身上,建国之初,他把毛泽民的女儿毛远志接到身边,送到北京上大学,把她培养成为革命接班人。对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毛泽东更是关怀有加。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韶山,第一眼没有看到大弟媳王淑兰,一种沉甸甸的失落感顿时油然而生,幸好王淑兰闻讯立即从长沙赶了回来。久别重逢,王淑兰激动不已,热泪盈眶。这一刻,毛泽东不由得想起大弟毛泽民,双目闪着泪光……

  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小弟弟,比毛泽东小12岁。毛泽覃从小性格活泼、开朗,也比较顽皮。父母年迈,为谨遵二位老人对儿子要求“专心致志,不准当闲游放荡的不孝之徒”的家训,作为长兄的毛泽东,深感有责任管教好小弟,1918年便把毛泽覃带到长沙读书。毛泽覃受大哥的影响,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1921年7月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秋,他到湖南自修大学补习学校学习,并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从此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洪流之中。他到长沙坡子街创办工人夜校,教工人学文化,后来他担任了湘区青年团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可以说,毛泽东把两个弟弟带到了新的起点,他们共同站在时代的潮头,从此,他们把兄弟情和革命情融合在一起了。

  毛泽覃在毛泽东身边学习、生活了5年,毛泽东既对弟弟疼爱有加,又严格要求,总是把他放在实际斗争中去锻炼,毛泽覃受毛泽东的影响最深,他敬重大哥,学习大哥。

  1927年毛泽覃参加国民革命军,浴血南昌城,他不仅是毛氏三兄弟中走向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人,而且也是朱毛井冈山会师的重要联络人。毛泽东为了把井冈山建立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便加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工作,决定派毛泽覃去侨林乡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毛泽覃心里想的是打仗杀敌人,不乐意去农村搞党建工作,便任性地顶了一句:“我不去!”

  毛泽东立刻严肃起来:“这是前委的决定!”

  “不管是谁的决定,我都不去!”

  见毛泽覃耍性子,不服从命令,毛泽东气愤了:“你这伢子,难道连组织的话都不听吗?”

  “噢,你就是前委,前委就是你。”毛泽覃没好气地又顶了一句。

  毛泽东不由动怒了,挥起右臂朝毛泽覃的脸上掴了一巴掌。毛泽覃大叫:“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这句话,使毛泽东顿时醒悟,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面向毛泽覃诚恳地道歉说:“打你不对,我向你赔礼啦!”听大哥这么一说,毛泽覃高高噘起的嘴巴一下子瘪了回去。然后,毛泽东平心静气地解释:“泽覃,你在水口山和长沙搞过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但没有搞过农民运动,要知道不懂得农民,就不懂得中国革命,你应当补上这一课呵!”结果,毛泽覃欣然领命,立即带着两名武装干部来到侨林乡,深入到贫苦农民之中去搞调查研究,开座谈会,讲党课和宣传革命道理。

  毛泽东打了弟弟,虽然当时已赔礼道歉,毛泽覃牺牲多年后,他为此心里一直感到内疚。

  对师长:尊敬

  毛泽东的老师较多,光是韶山一带就有7个塾师先后为他传道授业,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称为韶山“纯儒”的毛宇居。他管教甚严,也很叹服毛泽东的天资聪慧,料定必成大器。而且力劝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让儿子去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毛顺生改变了主意。后来毛泽东回忆在毛宇居门下的读书生活,他说他最大的收获是读了《资治通鉴》《公羊春秋》《左传》等一批史书,这使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毛泽东与毛宇居交往的几十年中,无论场景和角色如何变换,毛泽东对老师的尊敬永远没有改变。现存在韶山纪念馆毛泽东给韶山亲友及烈属等的一百多封信中,写给毛宇居的信就有近40封。毛泽东投身革命,血雨腥风,没有忘记少年时的塾师毛宇居,抽空写信问候和了解乡情。毛泽东定居北京,第一批邀请赴京做客开列的名单第一个便是毛宇居。进京当晚,毛泽东在丰泽园设宴洗尘,特地备了几样家乡菜,请毛宇居坐上座。毛宇居诚惶诚恐,连连摇手:“不可,不可,你是主席,‘天地君亲师’,我乃一介百姓,山村野夫,使不得的!”毛泽东笑着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是主席的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理应坐上座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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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时,与他的私塾老师毛宇居在一起。

  毛宇居在京期间,尽管毛泽东日理万机,政务繁忙,他生怕冷淡了老师,不时派车接他们进中南海,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叙谈。10月1日,国庆大典,毛泽东又派员给毛宇居等人送了国庆观礼证,请他们上天安门城楼观礼,随后又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安排到天津参观。10月下旬,北京天气变冷了。毛泽东见毛宇居年事已高,来时穿的衣服单薄了,生怕他着凉,吩咐工作人员从自己的稿费中开支给老师买了一件皮大衣和一双皮鞋,他见毛宇居牙齿脱落,吃饭不便,又派人陪他到医院换了假牙。

  毛宇居离开北京返湘时,毛泽东送给他一个精致的日记本,握着老人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是我的老师,文化高,要把这里的情况,尤其是天津高涨的社会主义热潮,人民的觉悟带回去,向家乡人民多多宣传,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好。”尔后,毛宇居应毛泽东之邀去北京做客多次。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设宴招待韶山的老共产党员、老赤卫队员和革命烈属,特意把毛宇居安排在上桌,大家坐定后,毛泽东端起酒杯,首先来到毛宇居身边敬酒,毛宇居连忙起身相迎,激动得银须颤抖,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谦恭地应答:“敬老尊贤,应当应当!”饭后,毛泽东与乡亲们合影留念,又把毛宇居夫妇请到自己的身边坐着。

  1950年10月5日,当毛泽东得知曾经欲开除自己的、原湖南一师校长张干因年老体弱,生活困窘,又被划为地主,为了生计,再赴长沙妙高峰中学任教,但生活困难仍无以解决。毛泽东不由感慨万千,他给张干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很会讲话,三十几岁就当了第一师范校长,不简单。原来我估计他要向上爬,结果没有。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

  不久,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收到毛泽东对张干“给予照顾,以安慰贫病交加的老校长”的来信,派人到张干家中传达毛泽东来信的内容,并向他表示慰问,先后两次将1200斤救济大米和50万元人民币(旧币)送到张干家。张干感激涕零,当夜写信给毛泽东“深表感谢”,“并表示极为系念”。

  1952年8月30日,毛泽东邀请他的老师张干、李潄清等进京作客。共进午餐时,他请张干坐首席。叙谈间,张干检讨了当年在学潮中的错误,毛泽东立即摆摆手说:“那时我年轻,看问题片面,过去的事不要提它了。”然后特地对在场的李敏、李讷说:“你们平时说你们的老师怎么好,这都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

  此后,毛泽东又帮助张干被聘任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事,后被聘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顾问,一家人生活有了保障。

  对亲戚:以礼

  毛泽东的亲戚不少,光是表兄弟就有8个。虽然彼此地位相差悬殊,但毛泽东一贯平等待人,以礼相处,相互之间关系都很好。只要不是违反原则的事,尽量予以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经常从稿费中开支,给他们寄钱寄物,送去亲情和温暖。

  毛泽东在8个表兄弟中,尤以与外婆家三位表兄弟文运昌、文涧泉、文南松关系更密切。这是因为,母亲把他带到外婆家养育,直到7岁才回韶山。他与几位表兄弟意气相投,感情深厚。

  毛泽东离开私塾后辍学务农,在大表兄文运昌鼓励下和塾师、舅父的支持下,毛泽东进了东山学校读书,文运昌热情地为他办好入学注册手续,并主动做他的入学担保人。在东山学校文运昌为毛泽东推荐和寻找进步有益的书报,让毛泽东耳目一新。对于文运昌给自己的帮助,毛泽东从来没有忘记,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总是忘不了提及文运昌。1936年在陕北的窑洞中,毛泽东对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我进了东山学堂……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文运昌。”建国后,毛泽东多次邀请文家表兄弟来京作客,并设法为文运昌安排在湖南省文史馆工作。1950年毛泽东让毛岸英代父回韶山省亲,特地嘱咐:到外婆家去探望表伯和表伯母,向他们请安,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说明的,口说或手写都可以。

  尽管毛泽东是一个特别念亲情的人,但对文家表兄弟提出15个人请他安排工作或求学这一违反原则的要求,态度鲜明地予以拒绝。文家有的人从北京回去后,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也不大服从管理,这使毛泽东很失望。但他还是给当地政府写信说:“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和政府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这正如毛泽东在处理亲情问题上提到过的三条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

  对朋友:仁义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就读时便广交朋友,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朋友甚多,有党内党外,或工或农,或文或武,甚至外国朋友。

  当代中国历史上争议颇多、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他曾狂言:“如果我死了,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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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月,梁漱溟(左)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交谈的合影。

  毛泽东与梁漱溟最初相识是在北京杨昌济的家里。那时毛泽东在北京大学作图书管理员,初抵北京时,就住在杨家。当时梁漱溟去杨家,见一年岁相仿、身体高大的青年开门,但彼此没有交谈,印象却颇深,后来梁漱溟知道,那青年便是毛泽东。近20年后,梁漱溟作为社会名流第一次赴延安访问,会见了毛泽东,才开始了真正的交往,与毛泽东长谈两宿,虽然彼此之间存在着重要分歧,但毛泽东的政治家风度,给梁漱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毛泽东胸怀博大,态度从容,说话幽默,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畅,如老友晤谈。临别时各抒己见,友好分手。自此后毛、梁成为朋友,尤其是建国后至1953年9月底,梁漱溟和毛泽东的交往颇为频繁,几乎每一个月或两个月便有一次,谈话内容涉及政治、哲学、社会等,十分丰富。毛泽东数次设家宴款待梁漱溟。梁漱溟秉性刚正,直言敢谏,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一旦认定自己是正确的时候,即使泰山压顶也不弯腰,正因为他的这种性格,才与毛泽东发生了一桩不愉快的公案。

  那是1953年9月11日,全国政协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接着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四次会议,政协常委到席,梁漱溟参加了两次会议,并在会上发言,着重谈了农民问题,同毛泽东观点有严重分歧。梁漱溟的观点遭到毛泽东严厉批判后,忘乎所以,对老朋友拍案而起,犯了荒唐的错误,从此两人几十年的朋友关系就结束了。事过不久,梁漱溟向政协提出请长假,闭门思过,但依然是全国政协委员,后来也没有划为右派,工资照发,待遇如故,可见毛泽东念旧之情,仁义之心。

  友谊毕竟掩不住。33年后,梁漱溟提起1953年与毛泽东的那段公案,仍把自己引为毛泽东的诤友,他感伤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大相合,正如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没有什么。他的故世已经10年了,我感到深深地寂寞……”

  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朋友博大的仁义胸怀。同时,也可以看到梁漱溟淳厚善良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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